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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刑法立法的變遷與完善

2019-10-08 13:03 網絡整理

  新中國刑法立法的變遷與完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 

新中國刑法立法的變遷與完善

  新中國的刑法是治國理政的重器,是國家懲罰和預防犯罪、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經濟社會秩序和保護公民權利利益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強大的法律武器。 

  1979年刑法典的頒布,使新中國刑法規范第一次得以體系化,奠定了我國刑法體系的基礎。 

  1997年刑法典科學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精神,明文規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具有承前啟后、與時俱進的顯著特色,同時開啟了刑法理論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國刑法學走向世界的基礎。 

  未來新中國刑法立法需要堅持以“刑法修正案”修正刑法典的修法模式,堅持罰金刑要有數額規定,堅持刑法體系和立法技術的進一步科學化。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國家以憲法為根本的整個法律體系的極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的刑法是治國理政的重器,是國家懲罰和預防犯罪、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經濟社會秩序和保護公民權利利益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強大的法律武器。 

  新中國刑法立法的變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根據革命和建設的需要,就制定了一系列單行刑法,如1950年的《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1951年的《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懲治反革命條例》《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1952年的《懲治貪污條例》等等。這些單行刑法在同反革命和貪污、販運毒品、偽造國家貨幣、泄露國家機密等犯罪作斗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頒布實施單行刑法的同時,我國也開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刑法典最初的起草準備工作,是由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來進行的。自1950年至1954年9月,法制委員會寫出兩個稿本:一是1950年7月25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共12章157條,其中總則33條,分則124條);二是1954年9月30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初稿)》(除序言外,共3章76條,其中第一章犯罪7條,第二章刑罰19條,第三章幾類犯罪量刑的規定50條)。這兩個稿本沒有拿出來征求意見,也未進入立法程序。實際上,刑法典的正式起草工作,應是1954年憲法頒行之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于1954年10月組織起草班子開始的。這個班子于1957年6月28日寫出第22稿,于1963年10月9日寫出第33稿,隨后因政治運動的沖擊而未能公布。 

  1978年10月,國家組成刑法草案修訂班子,對第33稿進行修訂,先后寫出兩個稿本。其間,中共中央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發揚人民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有力地推動了刑法典的起草工作。197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法制委員會,接手主持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繼續搞了三個稿本,其中第三個稿本即第38稿,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提交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進行審議,最后于1979年7月1日會議上獲得一致通過,同年7月6日正式公布,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刑法典正式誕生。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也于同日誕生。這標志著我國刑事法制步入了一個新階段。 

  1979年刑法典的頒布實施有著重大的意義: 

  其一,它使新中國刑法規范第一次得以體系化,換句話說,它奠定了我國刑法體系的基礎。 

  其二,它使我國刑事司法辦案工作做到有法可依。過去的辦案主要依靠政策,只有少量犯罪可以找到法律依據,此后就不同了,基本上能做到罪刑法定。辦理每個刑事案件都有罪刑規范可依。 

  其三,它頒行之后的刑事司法文書(包括起訴意見書、起訴書、判決書、裁定書等)都要引用法律條文,不引用法律條文的刑事司法文書一去不復返了。 

  其四,它帶動了我國刑法學教學研究從停滯狀態走向復蘇乃至逐步繁榮。刑法典的頒布實施,無論對注釋刑法學、比較刑法學還是沿革刑法學等,都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和現實的規范依據。 

  1979年刑法典從整體上說是一部保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好法,但由于受當時歷史條件和立法經驗的限制,難免在體系結構、規范內容和立法技術上都還存在一些缺陷。1981年至1996年期間,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先后通過了25個單行刑法(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關于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決定》《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等等),并在107個非刑事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等等)中設置了附屬刑法規范,對1979年刑法典實質上作出了一系列的補充和修改,豐富和發展了刑法立法,對刑事司法實踐起了一定的指導和規范作用。但是,由于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如此眾多的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罪名已由1979年刑法典的130個增加到263個,缺乏一個體系上的歸納,顯得有些凌亂,而且有的單行刑法出臺以后,刑法典原有條文規定是否廢除也不甚明確:比如,1979年刑法典第155條貪污罪條文,在1988年《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頒行后實際上被廢除了;1979年刑法典第141條拐賣人口罪條文,在1991年《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頒行時是否還存在?就值得質疑。如此等等。加之考慮到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犯罪現象上出現了新情況、新特點和新問題,所以確有必要對1979年刑法典做一次全面系統的修訂。于是從1988年7月開始,就將刑法典的修訂工作正式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于1988年9月至12月間草擬出3個稿本;后來從1996年4月下旬起多次召開規模不同的刑法修改研討會,并集中時間邀請一些專家學者與立法機關同志一起認真推敲具體的修改問題。在此基礎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于1996年8月31日推出《刑法總則修改稿》和《刑法分則修改草案》。經進一步修改,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又于1996年10月10日編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發往各地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法律院校、科研機構等征詢意見,后在北京召開大型的刑法修改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根據這些意見,形成了1996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提交給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刑法典全面修訂工作,從此進入立法審議階段。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了兩次:一次是1996年12月24日至30日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一次是1997年2月19日至23日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每次審議后都對修訂草案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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